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
发布时间2009-11-11 18:00:16     作者:    浏览次数: 次

  

 

  从爆破到建构:现代诗学话语机制的转换

  ——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述评

  向天渊 杨晓瑞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重庆  400715)

   

  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9年11月6日至9日在重庆西南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包括诗歌的精神重建、诗体重建、传播方式重建等)、当代华文诗歌的现状与走向、新诗的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诗歌。来自海内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位学者和诗人齐聚一堂,通过主题讲演、综合论坛、专题论坛、著作交流、论文交流等多种方式就以上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承接前两次论坛,“新诗二次革命”仍然是本次论坛的中心主题。吕进先生在前两次论坛上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和“三大重建”思想,在本次论坛上得到更加广泛、深刻的响应。骆寒超先生在前两次论坛发言的基础上,以“尊西方的新诗传统”为切入点,再次阐发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指出西方传统对新诗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进而提出了新诗也应该重视民族传统并采用诗语体——即格律化。“诗体重建”方面,在对中国古代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关照中,格律化与自由化问题在此次论坛得到了进一步论述和展开。潘颂德、毛翰、万龙生、赵金钟、林于弘、沈用大、王端成、冬婴、陶永莉等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观点各异,论证充分。此外,也有对不同诗体的具体分析和对新诗文体的整体特征的阐述。前者如泰国曾心结合自己的创作对“六行体”小诗的论析,段乐三及新西兰林爽对汉俳写作的思考,葛乃福对民歌体新诗的分析,台湾诗人台客对朗诵诗体的分析和现场演绎,童龙超从诗与音乐的关系提出“歌诗”概念,孙金燕对小诗的梳理和分析等;后者如香港的傅天虹对新诗含蓄问题的论述,孙基林从诗歌叙事学角度对当代诗歌的打量,李志元对当代诗歌话语形态的二次变构的论述,雷斌对重建新诗审美视点——由自我表现走向审美体验的重要性的分析等。基于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共同关注和对当代诗歌精神缺失的共鸣,“精神重建”成为本次论坛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赵伯陶认为,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理想的追求,是对未来的憧憬,诗意的栖居才是人们真正的归宿。蒋登科、谭五昌、向天渊等,从不同角度对“精神重建”进行了系统分析。蒋登科从诗歌与现实的角度出发,将诗人的创作姿态分为对话、介入、逃避、消解四种,并对不同姿态的艺术效应进行了具体分析。谭五昌通过对“精神重建”中“诗歌精神”的涵义界定、精神缺失、回归和失落、重建的意义和途径四个方面的论述,系统论述了“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向天渊认为诗歌精神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提出了“诗歌精神生态学”,从诗人、读者、语言、文化这几个既有区别又相关联的方面入手,对如何重建诗歌精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朱先树对政治抒情诗的分析,陈本益从比较文化的视角对诗歌爱国主义精神之普世价值的思索,江腊生对“打工诗歌”的美学向度的探讨,唐德亮对诗歌的“血、气、魂”的强调,陆飘对网络诗歌精神家园的寻找,李冰封对诗歌人文关怀的强调,乔琦对90年代诗歌精神缺失的分析,任毅对新诗的社会良知与诗人清醒的文化道德价值判断力的倡导,台湾雪飞对诗歌的表情达意性的强调,台湾傅予从现实社会出发对诗的存在价值的探讨,罗文军从诗歌译介的角度对当下诗歌重建的精神取向的分析,邓艮对后非非写作的分析,晏红对“心”作为诗歌的生存空间的强调,朱美禄对鲁迅“诗力说”的分析,刘东玲对诗歌写作的“丰富的贫乏”的分析等等,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台湾陈福成在深切反省中国新诗目前的“精神状态”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时机尚未成熟;雷文学认为当下的中国新诗仍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精神形式,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赵东认为现代诗歌首先追求的不是意义的高远,而是要赶在意义到达之前就将诗歌完成,现代诗歌的书写过程本身大于诗歌已经预先给定的意义。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当下,“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以下几位学者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李震以“媒介化时代的诗歌写作与今日诗学之使命——也谈新诗的二次革命”为题,提出了中国诗歌面临的四个困境和需要进行的三个革命;于怀玉论述了近十年汉语诗歌的网络化传播的特点、主体、背景与前景;梁笑梅从《小说星期刊》入手,对早期香港新诗的传播进行了地域性研究;杨继辉通过对近10年网络诗歌及其已编印的诗歌民刊《中产阶级诗选》的体验,阐明新诗写作群体的变异和新诗“二次革命”的必要;袁仕萍对民刊及其传播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评价,同时对现代传媒的效用也进行了分析。

   “当代华文诗歌的现状与走向”是本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华文诗歌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华文诗歌资源的整合与跨语境交流是促进华文诗歌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本次论坛的旨趣所在。叶延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概况与面临的境遇的论述,英国赵毅衡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对当代诗的走向的分析,古远清对香港新诗六十年的鸟瞰,蒙古诗人森·哈达对国际华文诗歌现状与其未来走向的预测,新加坡方然“激活诗歌基因,重组诗学新局”观点的提出,新加坡史英对“新华”诗歌之现状与走向的分析,台湾林静助对台湾图像的现代诗之当代意义的诠释,台湾林芙蓉对现代这一概念的分析和对全球华人作家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呼唤,张德明对迷恋“先锋”的诗歌创作路向的批评,晏红对诗歌存在空间的透视,干天全对诗歌批评与研究误区的反思,向笔群对诗坛一些怪异现象的思考,马来西亚苏清强对此的思考,等等,从或宏大或细微的角度,体现着本次论坛的国际性和与会专家对华文诗歌现状与走向的关注。吕进的主题讲演《论“新来者”》是新时期诗歌研究。他认为在上个世纪的新时期,有三个诗歌领唱群落,即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把新时期诗歌仅仅局限于朦胧诗是不科学的;“新来者”指两类诗人,一类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一类是起步也许较早,但是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吕进进而提出:新来者不应被矮化或忽略。

    “新诗的百年之变与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这一崭新话题,引起与会者兴趣。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因而必须对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进行继承,确保自己的民族身份;新诗又是现代诗歌的中国形态,因而必须对中国诗歌的几千年之常进行批判,确保自己的现代色彩。曹万生在中国现代诗学流变中探讨了“象征”与“兴”的关系;祝晓云论述了中国象征诗派的产生与发展;陆正兰从歌词与诗的比较分析中,提出了“传统诗教”向“当代歌教”位移的观点。

    “新诗的大众化与小众化”在本次论坛中也受到了普遍关注,多数学者在对新诗的诗体重建、精神重建和传播方式重建的探讨中,都包含着这一问题。王珂以“新诗应该重视相对标准,常规诗体和社会化写作”为题,提出应该高度重视新诗的基础理论,以艺术方式建立相对标准,以改良手段建设常规诗体,在新诗的多元格局中重视社会化写作。傅宗洪认为大众诗学的历史建构应该充分重视歌词的价值,认为歌词是大众诗学的载体。唐德亮提出诗歌应该走向大众,大众化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多数与会学者反思了新诗的小众化倾向,强调了新诗大众化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诗歌研究”彰显了本次论坛的地域特色。钱志富对胡风诗学思想的阐发,张传敏对七月诗派重庆经验的描述,张立新对重庆抗战文艺报刊 “诗歌场”效应的挖掘,高阿蕊和张武军对郭沫若抗战前期诗文的解读,郭小聪对抗战新诗的反思等,显示了大后方诗歌所具有的多维视野和潜在价值。

       与以上主题相关或在以上主题之外,也有学者进行诗人个案研究。如江弱水对瓦雷里的法译《陶潜诗序》与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两篇诗评文章的互参阅读,木斧对艾青《火把》的“重读”, 段从学对胡适新诗本体话语的建构与悖论的辨析,熊辉对冯至十四行诗创作的文体原因透析,谢应光对吴芳吉的诗学观与新诗发生路径的思考,陈祖君对闻一多、何其芳、李瑛诗歌“节日体验”的分析,张吉兵对废名1931年诗歌创作的阐释,窦金铃对鲁黎的解读,台湾钟顺文对谢佳桦的西藏诗画的论述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应着此次论坛的主题,丰富了华文诗歌的研究。

    整体上看,此次论坛呈现出地域上的国际性、年龄上的跨度性和理论上的丰富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年龄阶段的专家学者,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理论素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成长和在当下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出了对新诗当下状态的共同焦虑和对新诗发展的共同关注,表达了思想,交流了学术,收获了友谊。